冯应斌1， 杨庆媛2
�。�1.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贵阳 550025； 2.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受村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当地居住习俗以及土地房屋管理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农户居住区位在上述内外动力机制作用下居住空间移动及其地域功能组织演化，在空间分布上形成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聚居点。村域大量劳动人口非农化形成居民点废弃闲置，以及农户房屋普遍建新不拆旧造成村域居民点空心化现象越加严重。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空心化整治以及居民点复垦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如何量化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引导村域居民点空间重构，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众多学者在剖析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基础上，从生态位[1]、区位势[2]、引力模型[3]、居住场势[4]等方面构建单因素量化分析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对不同地理尺度（县域、镇域等）、不同地域类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优化和整治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研究思路方面，上述研究主要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选取表征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诊断性指标，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力及其空间影响范围[5,6]，从而提出居民点调控类型和方向；在研究视角上，主要立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释放，尚未真正考虑到基层组织、农户等参与主体的主观意愿和参与能力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对农村居民点发展背景、发展水平以及制约因素缺乏综合诊断能力，导致农村居民点空间影响力诊断指标选取存在过于单一或绝对等现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事物类别属性划分都具有明确的界线，尤其在资源、环境及生态评价领域存在很多模糊现象。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背景及其耦合机制存在密切联系，加之受研究尺度效应影响，其研究成果往往偏于宏观，存在着实践指导性不强或难以操作等现实问题[7,8]。因此，本文试图将村域作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一个生命有机体，在对村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及其主要聚居点进行参与式研究，从农户视角选取表征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的复合型诊断因子，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测算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水平及其限制性因素，提出村域主要聚居点调控策略。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户分化及其居民点新旧程度(迁并现实程度)，进一步指明村域散居农户居民点调控方向和迁并策略。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地处中国西南丘陵地区的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105°32′23″-105°34′09″E，30°09′48″-30°11′54″N）为传统农业型典型案例村域，该村距潼南县政府所在地约30km，距崇龛镇政府所在地约5km。地貌类型为浅丘带坝，海拔为260.30m-362.80m之间。辖9个社，幅员面积4.42km2。2012年总人口2276人，农户数量为443户，户均人口规模为5.14人，人均收入达到12325.88元；其中劳动力人口1542人，占总人口的67.75%，全村80%以上的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主要外出到重庆、成都等周边大城市从事建筑业。本文运用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1:2000）及其统计台账为原始底图数据，于2013年10月通过实地判读方式对古泥村443户(466个居民点，含一户多宅)进行一一对应“落图”，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的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rued Interview)获取农户家庭、就业、收入以及住房变迁、生活方式等相关社会经济信息，并获取单个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结构、建筑物类型等空间属性数据。
1.2 研究方法
�。�1）构建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系统论的思想，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是村域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发展的综合反映，是农村居民点自身发展动力和外界环境共同作用耦合形成的农村居民点综合发展实力的外在表现。本文遵循可验证性、针对性、实用性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影响农村居民点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自身资源利用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3个方面内外部作用因素选择15个指标构建表征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以反映农村居民点发展水平属性特征。具体而言，在表征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的自然地理条件指标方面，主要选取高程、坡度、坡向、起伏度等影响农村居民点扩展的地形地貌指标，与基本农田�；で嗬胫副瓯碚髁擞跋炫┐寰用竦憷┱沟耐獠吭际跫�；在居民点利用状况指标选择方面，从用地面积、用地强度、房屋形态、利用状态、居住环境等方面选取人均用地面积、容积率、房屋新旧程度、废弃闲置比例、居住环境情况等5个指标；在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构成、非农程度以及交通区位条件等方面选取人均收入水平、劳动人口比例、非农收入比例、农户非农化程度、交通便捷程度等5个指标。由于影响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的指标较多，为了更为全面、准确、有效地表征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的综合性和差异性，本文在指标选取类型方面采用单一型和复合型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共同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复合型指标主要采用综合赋值的方法进行构建。
表1 村域主要聚集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
目标层A
|
准则层B
|
指标层C
|
指标赋值与计算公式
|
指标类型
|
指标属性
|
|
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自然地理条件B1 (0.1958)
|
高程C11 (0.1671)
|
单位为m，通过DEM直接提取
|
单一型
|
负向
|
|
坡度C12 (0.2205)
|
单位为度，通过DEM直接提取
|
单一型
|
负向
|
|
坡向C13 (0.1373)
|
通过DEM直接提取，其中水平方向赋值为1，东南、南、西南方向赋值为0.75，东、西方向赋值为0.5，东北、西北方向赋值为0.25，北向赋值为0。
|
单一型
|
正向
|
|
起伏度C14 (0.3710)
|
单位为m，通过DEM直接提取
|
单一型
|
负向
|
|
与基本农田�；で嗬�C15 (0.1041)
|
单位为m，通过GIS软件量算
|
单一型
|
正向
|
|
居民点利用状况B2 (0.4934)
|
人均用地面积C21 (0.2162)
|
单位为m2/人，居民点面积/聚居点总人口
|
单一型
|
负向
|
|
房屋新旧程度C22 (0.1394)
|
为房屋修建时间+结构。其中房屋修建时间为2000年至今赋值为3,1990-2000年赋值为2,1990年以前赋值为1；砖混结构赋值为3，砖木结构赋值为2，土木结构赋值为1。
|
复合型
|
正向
|
|
容积率C23 (0.3765)
|
单位为%，房屋建筑面积/居民点面积*100%
|
单一型
|
正向
|
|
废弃闲置比例C24 (0.1394)
|
单位为%，（闲置居民点面积+废弃居民点面积）/居民点总面积*100%
|
单一型
|
负向
|
|
居住环境情况C25 (0.1285)
|
为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情况+农户生活垃圾处置情况。其中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中将“A.直接泼在院子里”赋值为1，将“B.通过排水沟直接排到屋外”赋值为2，将“C.通过下水道排到粪便池里”赋值为3；农户生活垃圾处置方式中将“A. 扔到路边、沟边”赋值为1，将“B.自己定期焚烧、填埋”赋值为2，将“C.集中收集统一处理”赋值为3。
|
复合型
|
正向
|
|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B3 (0.3108)
|
人均收入水平C31 (0.1836)
|
单位为元/人，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总人口
|
单一型
|
正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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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口比例C32 (0.1283)
|
单位为%，农户劳动力人口/农户家庭总人口*100%
|
单一型
|
正向
|
|
非农收入比例C33 (0.3197)
|
单位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100%
|
单一型
|
正向
|
|
农户非农化程度C34 (0.1056)
|
单位为%，（就地非农主导型+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总户数*100%
|
复合型
|
正向
|
|
交通便捷程度C35 (0.2628)
|
为道路等级+道路质量。其中道路等级中将村域宽≥4m主干道赋值为3，将宽≥4m通村组道路赋值为2，将≤1.5m连接居民点生产路赋值为1；道路质量中将宽≥4m硬化田间道赋值为3，将宽≥4m泥质田间道和硬化生产路赋值为2，将泥质生产路赋值为1。
|
复合型
|
正向
|
（2）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大致包含5个环节，即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因素论域U）、设定评语等级论域V、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计算模糊合成值B、进行模糊综合评价[9]。对于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模糊评价而言，其评语等级论域V设置为5个等级，即强、较强、一般、较差、差，则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论域V={V1,V2,V3,V4,V5}={强,较强,一般,较差,差}。其数值处于0-1之间，按照等值法确定其评语等级对应数值区间（表2）。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均为连续性变量，其中正向属性指标采用“升半梯形(1)”分布函数来计算其隶属度，负向属性指标采用“降半梯形(2)”分布函数来计算其隶属度。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等级划分主要依据相关规程、参考文献以及专家咨询的方法进行划分(表3)。
表2 村域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评价等级及其数值
|
评语等级
|
强
|
较强
|
一般
|
较差
|
差
|
|
数值区间
|
[0.8-1.0]
|
[0.6-0.8]
|
[0.4-0.6]
|
[0.2-0.4]
|
[0.0-0.2]
|
表3 古泥村2012年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等级划分
|
评价指标
|
评语等级
(强)
|
评语等级
(较强)
|
评语等级
(一般)
|
评语等级
(较差)
|
评语等级
(差)
|
确定依据
|
|
高程C11 (m)
|
200以下
|
200-250
|
250-300
|
300-350
|
350以上
|
参考文献[10]
|
|
坡度C12 (°)
|
0-2
|
2-6
|
6-15
|
15-25
|
25以上
|
参考文献[11]
|
|
坡向C13
|
水平（赋值为1）
|
东南、南、西南（赋值为0.75）
|
东、西（赋值为0.5）
|
东北、西北（赋值为0.25）
|
北（赋值为0）
|
参考文献[12]
|
|
起伏度C14 (m)
|
0-10
|
10-20
|
20-30
|
30-40
|
40以上
|
参考文献[11]
|
|
与基本农田保护区距离C15 (m)
|
100以上
|
80-100
|
60-80
|
40-60
|
40以下
|
参考文献[13]
|
|
人均用地面积C21 (m2)
|
80以下
|
80-100
|
100-120
|
120-140
|
140以上
|
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
|
房屋新旧程度C22
|
6
|
5
|
4
|
3
|
2
|
专家咨询法
|
|
容积率C23
|
1.5以上
|
1.2-1.5
|
0.8-1.2
|
0.5-0.8
|
0.5以下
|
专家咨询法
|
|
废弃闲置比例C24 (%)
|
20以下
|
20-30
|
30-40
|
40-50
|
50以上
|
参考文献[14]、专家咨询法
|
|
居住环境情况C25
|
6
|
5
|
4
|
3
|
2
|
专家咨询法
|
|
人均收入水平C31 (元)
|
15000以上
|
12000-15000
|
10000-12000
|
8000-10000
|
8000以下
|
参考文献[15]
|
|
劳动人口比例C32 (%)
|
80以上
|
65-80
|
55-65
|
40-55
|
40以下
|
参考文献[15]
|
|
非农收入比例C33 (%)
|
90以上
|
80-90
|
65-80
|
50-65
|
50以下
|
专家咨询法
|
|
农户非农化程度C34 (%)
|
75以上
|
60-75
|
45-60
|
30-45
|
30以下
|
专家咨询法
|
|
交通便捷程度C35
|
6
|
5
|
4
|
3
|
2
|
参考文献[16]
|
2、结果与分析
2.1 村域主要聚居点调控思路与模式选择
从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模糊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古泥村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综合分值介于0.4563-0.8038之间，其中自来水厂最高，李家湾最低，平均值为0.5574，变异系数为0.16，古泥村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总体水平处于一般和较强等级，内部差异较小，其中杨家湾、王家沟、覃家沟、方子坡、李家沱等5个聚居点发展能力接近较强等级，但古泥村聚居点仅有20%左右(5个)的聚居点处于较强、强等级，说明其整体发展能力仍有待提高(表4)。
表4 古泥村2012年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等级划分
|
评语等级
|
数值区间
|
聚居点名称
|
|
强
|
[0.8-1.0]
|
自来水厂
|
|
|
|
|
|
较强
|
[0.6-0.8]
|
狮子山
|
李家坝
|
大湾垭口
|
徐家坝
|
|
|
一般
|
[0.4-0.6]
|
杨家湾
|
王家沟
|
覃家沟
|
方子坡
|
李家沱
|
|
臌泥沟
|
老屋基
|
青冈林
|
秋田湾
|
唐家湾
|
|
八公桥
|
杨家半沟
|
臌泥沟水库
|
刘家湾
|
石庙沟
|
|
佛爷湾
|
陈家湾
|
唐家沟
|
李家湾
|
|
从农村聚居点发展演变过程来看，自然地理条件是聚居点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聚居点自身利用状况是其发展能力强弱的内在动力，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聚居点发展能力提升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农户非农收入比例增加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因素对聚居点空间重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本文基于古泥村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综合分值和其3个准则层最大隶属度值所属等级，从提升聚居点集约利用水平和防治空心化的视角，按照村域聚居点发展“短板效应”及其整治需求，将古泥村24个主要聚居点调控模式划分为适度扩张型、适度限制型、内部挖潜型和全面整治型4种类型(表5、图1)。
对村域范围内自然地理条件较好、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聚居点采用适度扩张的调控模式，即对现有一些低效居民点用地通过流转等市场化手段实现农户宅基地优化组合的基础上，根据聚居点对周边散居农户的吸引水平，有计划地对聚居点实施外围扩张，实现村域聚居点等级优化和结构调整。对村域范围内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居民点利用较为粗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聚居点采用适度限制其扩展的调控模式，对该部分聚居点主要通过居民点复垦、异地搬迁等工程措施，逐步控制其聚居点规模。对村域范围内一些自然地理条件一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的聚居点实施内部挖潜工程，通过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等市场化手段，盘活现有废弃、闲置农村居民点用地，并适度改善聚居点内部公共服务和休闲娱乐等公益性设施，提升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整合当前一些支农惠农资金和政策支持，对村域范围内一些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居民点利用水平较低的聚居点实行重点整治，并根据村域聚居点等级结构优化要求，集中力量对一些区位条件较好，有显著示范效果和农户改善聚居环境积极性较高的聚居点进行重点打造，并培育成为村域新的聚居点，完善村域聚居点等级体系和空间重构。
表5 古泥村主要聚居点调控模式划分
|
调控模式
|
总体发展水平
|
自然社会发展及居民点利用特征
|
聚居点名称
|
|
适度扩张型
|
强、较强、一般
|
自然条件一般、居民点利用较好、社会经济较好
|
自来水厂
|
大湾垭口
|
李家沱
|
|
自然条件较好、居民点利用一般、社会经济一般
|
|
自然条件一般、居民点利用一般、社会经济一般
|
狮子山
|
|
|
|
自然条件较好、居民点利用较好、社会经济较好
|
|
适度限制型
|
一般
|
自然条件一般、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较差
|
臌泥沟
|
刘家湾
|
八公桥
|
|
自然条件较差、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一般
|
|
自然条件较好、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较差
|
|
内部挖潜型
|
一般
|
自然条件一般、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一般
|
王家沟
|
李家湾
|
唐家湾
|
|
佛爷湾
|
石庙沟
|
唐家沟
|
|
重点整治型
|
较强、一般
|
自然条件较好、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较好
|
李家坝
|
徐家坝
|
秋田湾
|
|
老屋基
|
臌泥沟水库
|
覃家沟
|
|
自然条件较好、居民点利用较差、社会经济一般
|
陈家湾
|
杨家湾
|
方子坡
|
|
杨家半沟
|
青冈林
|
|
图1 古泥村主要聚居点调控模式划分
2.2 村域散居居民点调控方向与策略分析
结合村域地形条件和保持行政界线的相对完整性，以散居农户分化类型为出发点[17]，将不同分化类型农户生计方式及其现有房屋新旧程度作为衡量散居农户空间重构可行性的关键判断因子之一，对散居农户实行差异化的调控策略(表6)。对散居农户而言，现有房屋修建时间越短、房屋结构越趋于砖混结构，其迁并意愿越弱，本文将散居农户房屋新旧程度≥4(即一般以上等级)作为衡量农户房屋修建时间和房屋结构的判断指标，在现有居民点复垦、搬迁政策引导下，特别是国家资金支持力度影响下，该部分农户无论其生计类型是否非农化，其居民点空间重构可行性均较弱，因此，本文认为对该部分散居农户居民点调控策略以就地改造、重建为宜，其调控模式界定为“保留型”。同时，对房屋修建时间较长、房屋结构趋于土木结构，即房屋新旧程度＜4且以农业活动为主导生计类型农户(农业型、农业主导型)而言，受村域地形条件和耕作半径限制，其居民点调控方向以村社就近聚居为主，其调控模式界定为“村社迁并型”。而对于房屋新旧程度＜4且以非农生计为主导生计类型农户(就地非农主导型、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而言，由于该类农户较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受农业耕作半径制约较小，且经济条件较好，在村域交通区位影响下，具有向村域新农村建设聚居点迁并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适宜采取“农村社区化”聚居模式，其调控模式界定为“村内迁并型”。
表6 古泥村散居农户居民点调控类型划分和迁并方向
|
调控模式
|
农户分化类型
|
农户房屋新旧程度
|
迁并方向
|
|
保留型
|
所有农户
|
农户房屋新旧程度≥4
|
原地改造、重建
|
|
村社迁并型
|
农业型、农业主导型
|
农户房屋新旧程度＜4
|
村社就近聚居点(新村建设点)
|
|
村内迁并型
|
就地非农主导型、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
|
农户房屋新旧程度＜4
|
村域新村建设聚居点
|
根据上述村域散居农户居民点分类调控思路和模式划分，古泥村散居农户居民点适宜采用“保留型”调控模式的农户数量为51户，人口规模约230人左右，用地规模为3.0988hm2，其用地规模约占散居农户居民点总面积的50%左右；采用“村社迁并型”调控模式的农户数量为36户，人口规模约为180人左右，用地规模为2.2778hm2，占总面积的30%左右；采用“村内迁并型”调控模式的农户数量为21户，人口规模约90人左右，用地规模为1.1649hm2，占总面积的20%左右(表7)。古泥村57户散居农户主要迁并到自来水厂等14个聚居点（表8）。其中迁并到古泥村四社的臌泥沟水库聚居点农户数量为18户，涉及迁并农户居民点用地面积达到1.1136hm2，占迁并农户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32.35%；迁并到古泥村九社的秋田湾聚居点农户数量为10户，涉及迁并居民点面积为0.5891hm2，占迁并总面积的17.11%，上述两个迁并聚居点涉及迁并农户数量、用地规模的50%左右，是未来古泥村主要迁入聚居点。
表7 古泥村散居农户居民点调控规模和人口情况
|
调控模式
|
农户数量(户)
|
人口规模
|
用地规模
|
|
数量(人)
|
比例(%)
|
面积(hm2)
|
比例(%)
|
|
保留型
|
51
|
231
|
45.38
|
3.0988
|
47.37
|
|
村社迁并型
|
36
|
184
|
36.15
|
2.2778
|
34.82
|
|
村内迁并型
|
21
|
94
|
18.47
|
1.1649
|
17.81
|
表8 古泥村散居农户居民点迁并方向及数量统计
|
迁并方向/聚居点名称
|
村社名称
|
农户数量(户)
|
人口数量(人)
|
居民点面积(hm2)
|
所占比例(%)
|
|
自来水厂
|
古泥村一社
|
3
|
13
|
0.0847
|
2.46
|
|
老屋基
|
古泥村三社
|
3
|
17
|
0.2022
|
5.87
|
|
李家湾
|
古泥村四社
|
2
|
11
|
0.0981
|
2.85
|
|
臌泥沟水库
|
古泥村四社
|
18
|
84
|
1.1136
|
32.35
|
|
刘家湾
|
古泥村五社
|
1
|
5
|
0.1731
|
5.03
|
|
唐家湾
|
古泥村五社
|
1
|
6
|
0.1958
|
5.69
|
|
陈家湾
|
古泥村六社
|
2
|
11
|
0.0693
|
2.01
|
|
杨家湾
|
古泥村六社
|
6
|
23
|
0.2656
|
7.71
|
|
石庙沟
|
古泥村七社
|
3
|
18
|
0.1811
|
5.26
|
|
青冈林
|
古泥村八社
|
1
|
6
|
0.0724
|
2.11
|
|
唐家沟
|
古泥村八社
|
2
|
10
|
0.1185
|
3.44
|
|
方子坡
|
古泥村九社
|
1
|
5
|
0.0329
|
0.96
|
|
杨家半沟
|
古泥村九社
|
4
|
19
|
0.2463
|
7.15
|
|
秋田湾
|
古泥村九社
|
10
|
50
|
0.5891
|
17.11
|
|
合计
|
57
|
278
|
3.4427
|
100.00
|
2.3 村域居民点分类调控结果分析
通过对古泥村聚居、散居两类不同居住形态居民点分类调控、重构，古泥村聚居人口比例由2012年的78%上升到90%左右，聚居农户数量比例由2012年的75%上升到88%。村域范围内散居农户不断向聚居点集聚过程中，古泥村主要聚居点等级结构体系发生重构。近30多年来村域主要聚居点等级结构体系演变及其发展能力评价来看，位于古泥村一社、九社的自来水厂、秋田湾两个新农村聚居点成为村域范围内的主要聚居点，其等级为村域优势型。根据村域范围内散居居民点迁并方向，综合考虑结合现有聚居点发展能力、整治类型，古泥村六社的杨家湾聚居点、四社的臌泥沟水库聚居点、八社的狮子山聚居点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和扩展动力，其等级为村域优势培育型，是现阶段古泥村重点改造、扩展的3个聚居点。李家沱等4个聚居点等级为村域准优势型，佛爷湾等4个聚居点为村社优势型，李家坝等11个聚居点等级为村社一般型（表9、图2）。
表9 古泥村聚居点等级体系重构
|
聚居点等级
|
聚居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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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域优势型
|
自来水厂
|
秋田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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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优势培育型
|
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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臌泥沟水库
|
杨家湾
|
|
|
|
|
村域准优势型
|
李家沱
|
王家沟
|
唐家湾
|
刘家湾
|
|
|
|
村社优势型
|
佛爷湾
|
唐家沟
|
大湾垭口
|
杨家半沟
|
|
|
|
村社一般型
|
李家坝
|
徐家坝
|
八公桥
|
臌泥沟
|
老屋基
|
|
|
覃家沟
|
李家湾
|
陈家湾
|
石庙沟
|
青冈林
|
方子坡
|
图2 古泥村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结果示意图
3、结论与讨论
�。�1）丘陵地区传统农业型村域的古泥村24个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总体水平处于一般和较强等级，内部差异较小，但等级结构体系不合理，整体发展能力仍有待提高。根据古泥村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水平、自然-社会-发展及居民点利用特征，划分为适度扩张型、适度限制型、内部挖潜型、重点整治型等4类调控模式；根据古泥村散居农户分化类型及其房屋新旧程度，将散居农户划分为保留型、村社迁并型、村内迁并型3类调控模式，其中保留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比例达到47%左右，村社迁并型为35%左右，村内迁并型为18%左右。
（2）根据本文构建的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策略及其迁并方向，提出古泥村重点培育、发展5个村域优势型等级的聚居点(占20.83%)、8个村域准优势型或村社优势型等级的聚居点(占33.33%)、11个村社一般型等级的聚居点(占45.84%)，在空间上形成“村域优势型聚居点-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散居点”的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格局。
农村居民点调控涉及到基层政府、村社干部、农户等利益攸关方的方方面面工作，本文从居民点空间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自身利用水平及其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等方面提出了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思路、模式及其迁并策略，更多地关注村域居民点空间重构的资源环境影响，对村域居民点调控过程中涉及的农户意愿、政策执行问题、迁并经济成本缺乏统筹考虑。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于立足各利益攸关方参与意愿、社会经济成本核算以及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复合利用等视角，进一步完善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技术体系，增强其实践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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