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地复垦、矿城转型是一直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这其中，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可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目前的矿业用地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矿业用地资源、资产科学、合理利用的需要。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现行矿业用地管理政策框架下，即使是矿地复垦做得比较好的矿区，也面临着土地“进不来、出不去”的两难问题；在矿城转型、“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中，由于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的分歧，大型国有矿业企业用地无法盘活，影响矿城转型进程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对矿区、矿城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资产的优化利用，使其中大量的资源、资产处于沉睡状态，现在，是唤醒这座宝藏的时候了。
科学、合理地使用矿业用地，关键是要实现可持续利用。这种可持续利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二是资产。以可持续利用的视角来看矿区土地，那么采矿结束决不是其生命周期的终结，而是另一个开始。既然矿区土地在物质形态上可以做到持续利用，那么沉淀在采矿用地上的矿业投资，也有可供发掘的巨大潜力。
目前，矿区和矿业城市土地在持续利用方面，面临许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问题。突出的有两个：一是采矿用地征用问题，二是矿业企业土地资产盘活问题。
这两个问题，根子只有一个，就是采矿用地的取得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矿山企业、矿产品都是国家的，收入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土地自然也是国家划拨的。但改革开放后，采矿业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样，即使是国有矿企，也逐步成为独立核算的市场竞争主体。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采矿企业，已整体上市，矿产品价格也已经市场化定价，随着土地征用范围的进一步缩小和公益性用途的严格界定，再大规模地动用征地权，既不公平，也不现实。
同时，划拨用地对矿业企业也说，也未必是好事。一方面，征地成本越来越高，阻力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多，社会和企业的负担就越重，钱也不见得少花；另一方面，土地既是划拨，也可以收回，企业没有产权保障，更没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权，因此也就没有促进土地资产保值增值的积极性。前者是征地量较大的矿业企业遇到的突出问题，后者是矿业城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前者已严重影响众多采矿企业的生产进度，后者不利于发掘国有企业划拨存量用地进入市场的巨大潜力。
那么采矿用地由划拨转为出让呢？据业内人士估算，采矿用地成本至少提高一倍以上。这将对价格极为敏感的能源市场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此外，一些地方在确定采矿用地出让期限时，往往一刀切地设定为50 年，远远超出了实际采矿用地年限，增加企业负担不说，还造成资源的长期闲置和浪费。
以上只是矿业用地准入阶段存在的问题。在矿业用地退出阶段呢？问题也十分突出。最令人痛惜的是，大量复垦后已具备耕种条件的土地，因其在前期土地征用时，土地性质已由集体转为国有，形成矿业企业搞农业、建设用地种庄稼的怪现象。一方面，是采矿大量征地；另一方面，是严守18 亿亩耕地红线；一方面，是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另一方面，是采矿企业被迫向农业转型。一位多年从事矿地复垦的业内人士表示，最能高效利用耕地的，还是农民，矿企搞农业，虽然从长远看也许有经济效益，但毕竟偏离了主业，从目前看，是不得已而背上的大包袱。
由以上的分析得出，采矿用地通过征用后划拨取得，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采矿用地有偿使用，也应根据不同矿种的采矿用地特点、周期和产权流转的多样化需要，作出更为灵活和细化的政策安排。
目前，广西平果铝采矿用地租用试点已走出了从租地——采矿——复垦——还地的采矿用地循环的新路子；大庆采取多种方式，肯定矿企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权，盘活企业存量划拨用地；克拉玛依营造碳减排林，贡献低碳经济。我国有大大小小近12 万座矿山，2 亿亩采矿废弃地，178 个矿业城市（中矿联矿业城市工作委员会2004 年统计数据），在复垦土地还地于民、采矿用地有偿使用、存量划拨用地盘活、发展低碳经济方面，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从改革开放之初沿用至今的矿业用地制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已通过政府规章的形式，对矿业用地进行管理和规范，其中，在矿业用地的取得和流转政策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创新。此外，在现实操作中，矿企存量地盘活也是暗潮涌动。因此，对于矿业用地制度来说，不改革是最大的风险，改革，则风险相对可控，现实动力强劲，政策红利巨大。
